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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发表日期:2013年10月24日   出处:心灵咖啡网    作者:王浩威   编辑:yangchuan   有1280位读者读过此文   【字体:  


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一个晚熟世代呢?

心理引言:要如何讨论现在的年轻人?他们之间充满的差异是如此巨大,彼此矛盾,所产生的现象是过去世代所没有的。这是问题行为吗?还是提早出现的未来常态?也许,临床工作者也好,甚至父母也好,我们都应转换一个角度,甚至换一个脑袋来看看这个崭新的世界。   ——心灵咖啡网

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一个晚熟世代呢? 

我是在一场口试的场合见到士凡的。这场口试是某个非营利机构针对他们所提供的参访机会而安排的,获选的人可以免费参加日本传统文化之旅。士凡递上来的履历和自传立刻让人印象深刻。他才大学二年级而已,却已经去过柬埔寨、菲律宾、西藏等地担任义工,而且,设计了好几款APP上市贩售。他回答评审的问话,说:“最好的是╳╳的那一款,因为他们没做微软系统的,我就改一改,已经有两万多人购买了。”他提的╳╳ ,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云端空间服务。

像士凡这样的年轻人,就是这个十倍率时代下的新鲜产物,是过去的时代无法想象的。

十倍速时代中的晚熟世代

人类的活动随着这个世界的资讯化和全球化,愈来愈是加速了。这样的速度,是过去人类世界工业革命时代的至少快十倍以上。所以,趋势观察者或管理学者,像昔日英特尔总裁葛洛夫,在他的畅销书《十倍速时代》里,不断地指出,这是一个机会和威胁都以十倍速度来临的时代,为求生存和发展,人人应自我省察,掌握机会,创造格局。

然而,对这世界大部分的人口,至少是对99%以上的人口而言,他们的应变方式,并不是葛洛夫呼吁的那种充满警觉的偏执状态。大部分的年轻人都不是士凡,他们是逃亡者,想逃离集体潜意识处于高度不安的这个时代。他们总是对一切都是犹豫着,而犹豫这类的心理状态之所以涌现,往往是当事人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。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种想象,以为有一种近乎完美的状态(虽然大部分人不承认自己是要求完美的,但他们确实害怕任何的准备不足),才可以投入这个十倍速的水流里。

大部分的年轻人是担心的。同样的,他们的父母也担心着。于是,有时,迟疑许久的年轻人想跳下水试一试了,惊慌的父母却又想出理由来阻止他们。然而,年轻人留在家庭这块甲板太久了,父母却又嫌他们是赖家王老五,是他们想退休了,却还要背负十分无奈的负担。

于是,这一代的年轻人被自己、也被这时代所耽搁了。他们的一切都处在还没准备好的状态:即便不得不低下头试一试了,那也是没有退路所逼的,不是自己准备好了。就这样,大家的大学读得愈来愈久,赖家赖得愈来愈晚,单身阶段也愈来愈不可思议的长。

同样的,他们的父母,也是愈来愈晚熟;或者说,愈来愈不成熟了。

这个世界在面临十倍速时代的时候,过去的家族已经消失无踪了。这时人们才惊慌地发现,原来过去担任父母亲工作的,其实不是父母自己,而是家族的集体力量,是有一种姑且称之为“父母集合体”在抚育小孩,而父母只是中间的媒介。

传统的社会里,各种亲职的知识和智慧是存在于这个“父母集合体”之中的。怀孕要注意什么,没有一个人会知道,但同时问问大家就知道了。同样的,要怎么照顾小孩,要怎么处罚小孩,要怎么帮助某一特殊状况下的小孩,都是问大家就知道了。这个大家,就是“父母集合体”。

然而,这个“父母集合体”随着传统家族的消失而不见了。在这情况下,这一代的父母几乎是第一代要自己负责养育小孩的父母。他们一切从头学习,才发现有太多的环环相扣的知识埋藏在里头。育儿或亲职的书籍在书店里是可以陈列一整面墙的,相关的专家也是如过江之鲫,但是这个领域的学习和理解,对我们整个社会而言却还是不够,更不用讲个别的父母了。

父母更是着急了。只是,惊慌或焦虑的父母,反而将小孩子拽得更紧,于是过度保护了。殊不知,新的问题就在这样的反应中又出现了——他们的保护,其实是剥夺了小孩透过探索而完成成长的唯一机会。

在这一切情形下,一个晚熟的时代就这样诞生了。年轻人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,而父母却又是不够成熟。这里想讲的,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,以及这个时代里许多辛苦挣扎的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。

上学困难,上班更困难


夏鸿来到我的诊间时,已经是31岁了。3年前,他从硕士班休学后,一直都没去上班,甚至也不出门了。而硕士班,他读读停停,从大学毕业读了5年多还是没读完。

很早以前,夏鸿的爸妈就问过他一句话,而我在见面后也同样问了:“为什么不去工作呢,既然书读得不是那么起劲?”爸妈问他时,也许彼此都有情绪,也许是关系太密切也就容易紧张;总之,夏鸿不作答,最后是和爸爸扭打成一团。那一场扭打,虽然被惊吓的妈妈给拉开,后来也没再发生,但夏鸿从此遇到爸爸就再也不讲话,见面也不打招呼,甚至愈来愈是昼伏夜出,也就不容易遇见。

因为这样,不知不觉就拖了两年。这两年来,妈妈屡次扮演苦口婆心的角色,好不容易才终于让夏鸿来到我的诊间。

刚坐下来的夏鸿,起初也不太作声,只是习惯性地观望。他边幅不修,一头乱发不整,胡渣也是胡乱分布在脸颊两侧,开始有点流浪汉的气息了。特别的是他的体味,浑身不断散发出来的味道,仿如窝在棉被里发霉许久了,让我必须提醒自己不要不自觉地屏住呼吸,免得我还没了解的他,万一个性太敏感,将误会我的屏气是对他的排斥或看不起。

我问他同样的问题,故意有点轻松不经意地提起似的:“怎不去上班呢,反正硕士班看起来也不是很好玩?”他停顿了许久,才喃喃说:“比上学还困难吧!”

而像夏鸿这样,生命困在一个莫名状态里的年轻人,绝不是少数。佑诗的情形虽然完全不一样,根本的问题却是相同的。

佑诗是家人半哄半骗才来到我的诊间。爸妈先来找我,原来是担心自己的女儿怎么长久都不搬出去住。最后是妈妈施以苦肉计,说自己的忧郁症相当严重(也的确急出忧郁来了)需要佑诗的帮忙,才将她哄来我的诊间。

佑诗已经29岁了。前一阵子还有一位男友,交往至少半年多了。最先是半夜偷偷带回来,后来也就大大方方地打招呼,甚至还带回来一起吃饭。在饭桌上,这男生也酷酷地不爱搭理人。两个人吃完饭就关起门待在佑诗的房间。大部分是一起玩电动游戏,有时透过隔音永远嫌不足的房门,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两人在亲热而毫不忌讳的声音。

父母本来就是保守,自然有些按捺不住,只是想想佑诗近年和他们相处的状况,也就沉住气,当作没这回事。

这些年来,从她在美国修完硕士回台湾,似乎没好好做完一份工作过。她的资历是漂亮的(这点要感谢父母向来认真地安排),所以应征工作是无往不利。只是每次她做个半年或七、八个月,扣除掉出手大方买的名牌衣服包包,好不容易有了一点积蓄,她就辞职不干,跑去欧洲住上一、两个月,或是到苏美岛潜水、学瑜伽。

总之,从没见她真的存上一份钱,更没掏钱贴补家用。甚至父母认为既然劝阻不了她带男友回自己房间亲热,索性鼓励他们搬出去同居。佑诗却断然拒绝了,说她还不清楚是否真的要跟这男生在一起。

父母的价值观虽然保守,但对女儿的态度还算开明。即使是这样,他们对女儿的想法还是无法理解。特别是,当这个女儿还是这样赖在家里,他们的退休计划不只是被打乱,甚至是永远不确定下去了。

介于成年与青少年之间的夹缝


这样的两个年轻人,夏鸿是有些诊断名称可以套上去的,而佑诗就难了。

在日本,80年代开始出现“登校拒否”的行为,也就是拒学行为。这些拒绝上学的青少年,既不是像小学新生偶尔可见的那种严重的分离焦虑,因为离不开照顾他的妈妈,而造成上学困难;也不是过去帮派少年逃学的反社会倾向。经常,他们只是较严重的社交焦虑。他们可能是连踏进一般的新学校或新班级都有困难,也可能在学校发生一些紧张的人际问题产生负面思考,从此造成认知上的恶性循环,也就无法再回到学校了。

这现象从80年代开始在日本发生,一群退缩在家里的年轻人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,严重一点的甚至成为足不出户的茧居族;到了90年代,随着他们长大,日本专家学者发现虽然不少人已经改善了,但很多人还是有融入社会的困难。夏鸿的情形,大致是和这一切类似的。

至于佑诗,严格说起来则是没啥正式诊断。但是,民间非正式诊断的形容,倒是有一些,像是两岸都很流行的“啃老族”,大致就是指应该成熟却未独立的20多或30多岁的资深年轻人。这样的情形,在世界各国其实都可以看到,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。在亚洲,日本是第一个出现这种情形的国家。但是现在,除了日本,韩国和台湾也都很严重。

这方面问题是如此严重,因此,美国社会学者亚奈特2000年在《美国心理学家》期刊提出“成年涌现期”这一名词,认为在现代,在青少年和完整的成年之间,应该再加上一个新阶段,也就是“成年涌现期”。

人类发展史上的新现象


在一般的社会学教科书里,关于“成年”的定义里,有五个标准是最常被提到的:完成大专大学教育、空间上离开原生家庭、结婚、有小孩、经济上的独立。

亚奈特认为,处于成年前的涌现期的青年,是指那些“已经离开了儿童和青少年阶段的依赖”,却还没办法承受成年期应有的责任感的人,因而在爱情关系、工作和世界观上,发展出许多可能的样态。这个阶段的五个特色:自我认同的探索、不稳定、只关心自我、感觉两边都不是,和充满可能性。

在人类发展史上,成年涌现期的出现,是可以从经济和历史的脉络来谈论的。在当今的产业化经济、高度资本主义化社会或信息化社会里,年轻人需要更多的教育,才能胜任许多技术性或专业学术领域的工作。大学毕业后的继续训练成了必要,进入新阶段的年龄自然也就推迟了,也允许更多时间的自我探索。

美国人第一次婚姻的平均年龄一直在增加,从70年代的女性21岁、男性23岁,到2009年女性26岁、男性28岁。美国妈妈们54%受过大学教育,但同样地,40多岁女性中有20%没有小孩。不论是女人受大学教育,还是女人没有小孩,这在50年代的美国都被认为不可思议。

这样的情形同样发生在台湾。

我们父母亲那一代不可思议的家庭计划


现在回头看台湾过去的家庭计划,更可以突显这一切的差异:过去的家庭和生涯计划,是如此不同于现在。

第一个提出来的家庭计划口号是1967年的“五三口号”,当时的生育计划是:“婚后3年才生育,间隔3年再生育,最多不超过3个小孩,33岁以前全生完。”如果33岁以前生完3个小孩,也就是女孩最慢在24岁以前就要结婚了。我经常提到这一口号,现场的听众几乎无不流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。毕竟,对现代的台湾人来说,女性33岁以前结婚就不算太晚了,根本很少生完3个小孩。

对现在习惯晚婚的这世代台湾人而言,实在很难想象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是怎么结婚的。2012年台湾人的平均结婚年龄,男性是31.8岁,女性则是29.5岁;但在1989年,男性是28.8岁,女性则是25.6岁。

如果再往回推,回到17世纪的西方或19世纪的台湾,我们更可以发现,在那个时代,连“青少年”这个阶段也不存在于人的发展中。在过去的台湾社会,对青春期的说法是“转大人”,也就是有了青春期,人的发展就从小孩变为大人了。在这过程中,并没有青少年的存在。

最初的历史,his-story,“他的历史”是指男人的历史,而且是男性成年人的历史。不要说青少年,连儿童都不存在。儿童被视为“人”,是中世纪后期的现象。当时的西方才开始出现“家庭”这样的情感场域。而青少年更是工业社会以后才出现的。

如果青少年这观念都可以迟迟到工业社会才出现,那么后工业社会再出现一个“成年涌现期”,又何尝不可呢?

转换一个观念、一个角度,或许就柳暗花明


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一个新世代呢?

新时代的变迁不只带来人类发展的新阶段,更让我们在这些新阶段中看到许多新的现象和新的行为。将这一切新现象和新行为加以疾病化、异常化或医疗化,不应是唯一的方法。甚至,用这样的负面态度来面对新事物,可能反而对涉及其中的个人和家庭产生恶性循环的效果,进而造成滚雪球效应,发展出不可收拾的后果。

虽然,不可否认地,其中的一些人也许真的是符合疾病的标准,譬如夏鸿的过度回避显然就有些严重了。然而,佑诗的行为或人生观,恐怕是因为这一新阶段的出现才涌现的新现象,说不定将是未来世界里生涯规划趋势之一。

然而,即使是夏鸿这样确实较严重的情形,也不可否认,如果我们固守着原本的价值观来看待这些新现象,虽然出发点是想帮助年轻人,最后其实反而变成像夏鸿这类年轻人的另一股压力来源,甚至还助纣为虐似的,推波助澜地恶化了他们的处境。

如果夏鸿是活在10年后或20年后的世界,这情形更普遍,也更广为人知了,那么,他也许不只是不会那么痛苦,他的内向行为也可能因为这世界对这行为变得较容忍,他也就比较能接受自己。如果,遭遇的阻力少了许多,不论是面对家里头的情形还是外面世界,他本身都容易适应多了。

这是问题行为吗?还是提早出现的未来常态?也许,临床工作者也好,甚至父母也好,我们都应转换一个角度,甚至换一个脑袋来看看这个崭新的世界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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